司馬光

軼事典故

　　司馬光一生誠信，應(yīng)該也是受父親的誠實教育的影響，大概在五、六歲時，有一次，他要給胡桃去皮，他不會做，姊姊想幫他，也去不掉，姊姊就先行離開了，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將胡核去皮，等姐姐回來，便問：“誰幫你做的？”他欺騙姊姊是自己做的，父親便訓(xùn)斥他：“小子怎敢說謊?！彼抉R光從此不敢說謊，年長之后，還把這件事，寫到紙上，策勵自己，一直到死，沒有說過謊言。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還看過這張紙。清人陳宏謀說：“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，以不欺為本。”後人對司馬光蓋棺論定之語，也是一個“誠”字。

破甕救友
　　有一次，司馬光跟小伙伴們在后院里玩耍。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，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玩，一不小心，掉到水缸里。缸大水深，眼看那孩子快要沒頂了。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，嚇得邊哭邊喊，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。司馬光卻急中生智，從地上撿起一塊大石頭，使勁向水缸砸去，“砰!”水缸破了，缸里的水流了出來，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。小小的司馬光遇事沉著冷靜，從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樣。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馬光出了名，東京和洛陽有人把這件事畫成圖畫，被人們廣泛流傳。

誠信賣馬
　　司馬光要賣一匹馬，這匹馬毛色純正漂亮，高大有力，性情溫順，只可惜夏季有肺病。司馬光對管家說：“這匹馬夏季有肺病，這一定要告訴給買主聽。”管家笑了笑說：“哪有人像你這樣的呀？我們賣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說出來！”司馬光可不認(rèn)同管家這種看法，對他說：“一匹馬多少錢事小，對人不講真話，壞了做人的名聲事大。我們做人必須得要誠信，要是我們失去了誠信，損失將更大?！惫芗衣牶髴M愧極了。

低調(diào)淡泊
　　司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華，他在《訓(xùn)儉示康》中曾提到小時後長輩會給他穿華美的衣服，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。寶元年間中舉時，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見。酒席宴會上，每人都在頭上插滿鮮花，肆無忌憚地嬉戲取樂，唯獨司馬光正襟危坐，也不戴花。同事提醒說：“戴花乃皇上之令也！”司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。
　　司馬光有一個老仆，一直稱呼他為“君實秀才”。一次，蘇軾來到司馬光府邸，聽到仆人的稱呼，不禁好笑，戲謔曰：“你家主人不是秀才，已經(jīng)是宰相亦，大家都稱為‘君實相公’！”老仆大吃一驚，以后見了司馬光，都畢恭畢敬地尊稱“君實相公”，并高興地說：“幸得大蘇學(xué)士教導(dǎo)我……”司馬光跌足長嘆：“我家這個老仆，活活被子瞻教壞了?！?/p>

堅不納妾
　　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，有納妾蓄妓的風(fēng)尚。司馬光是和王安石、岳飛一樣，極為罕見的不納妾、不儲妓之人?；楹笕暧?，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，司馬光并未放在心上，也沒想過納妾生子。張夫人卻急得半死，一次，她背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，悄悄安置在臥室，自己再借故外出。司馬光見了，不加理睬，到書房看書去了。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，一番搔首弄姿后，又取出一本書，隨手翻了翻，嬌滴滴地問：“請問先生，中丞是什么書呀？”司馬光離她一丈，板起面孔，拱手答道：“中丞是尚書，是官職，不是書！”美女很是無趣，大失所望地走了。
　　還有一次，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。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，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。司馬光不客氣了，生氣地對丫鬟說：“走開！夫人不在，你來見我作甚！”第二天，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，十分敬佩，說儼然就是“司馬相如和卓文君”白頭偕老的翻版。唯獨一人笑道：“可惜司馬光不會彈琴，只會鱉廝踢！”張夫人終身未育，司馬光就收養(yǎng)了哥哥的兒子“司馬康”，作為養(yǎng)子。
　　司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為命。洛陽的燈會享譽天下，逢元宵節(jié)，張夫人想出去看燈，司馬光說：“家里也點燈，何必出去看？”張夫人說：“不止是看燈，也隨便看看游人?！彼抉R光一笑，說：“看人？怪了，難道我是鬼嗎！”

典地葬妻
　　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，居所極簡陋，於是另辟一地下室，讀書其間。當(dāng)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，宅第非常豪奢，中堂建屋三層，最上一層稱朝天閣，洛陽人戲稱：“王家鉆天，司馬入地?！彼抉R光的妻子去世后，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，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，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(dāng)出去，置棺理喪，盡了丈夫的責(zé)任。司馬光任官近40 年，而且官高權(quán)重，竟然典地葬妻。重讀歷史，讓人深思。俗語說：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。在封建社會，大多數(shù)人苦讀寒窗，躋身仕途，無不是為了顯耀門庭，榮華富貴，澤被后世，蔭及子孫。在這些人面前，司馬光的清廉更顯可貴。嘉祜八年三月，宋仁宗詔賜司馬光金錢百余萬，珍寶絲綢無數(shù)，但司馬光不為所動。司馬光年老體弱時，其友劉賢良擬用50 萬錢買一婢女供其使喚，司馬光婉言拒之，他說：“吾幾十年來，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有純帛，多穿麻葛粗布，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？”

生平

　　司馬光，字君實，號迂叟，山西夏縣涑水鄉(xiāng)人，生于河南省光山縣，世稱涑水先生，北宋政治家，史學(xué)家。北宋政治家，史學(xué)家。宋仁宗時中進(jìn)士，英宗時進(jìn)龍圖閣直學(xué)士。宋神宗時，王安石施行變法，朝廷內(nèi)外有許多人反對，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。王安石變法以后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，專心編纂《資治通鑒》，用功刻苦、勤奮。用他自己話說是：“日力不足，繼之以夜?！?/p>

　　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，他立志編撰《通志》，作為封建統(tǒng)治的借鑒。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撰成戰(zhàn)國迄秦的八卷上進(jìn)，英宗命設(shè)局續(xù)修。神宗時賜書名《資治通鑒》。王安石行新政，他竭力反對，與安石在帝前爭論，強調(diào)祖宗之法不可變。被命為樞密副使，堅辭不就。次年退居洛陽，以書局自隨，繼續(xù)編撰《通鑒》，至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成書。他從發(fā)凡起例至刪削定稿，都親自動筆。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，高太皇太后聽政，召他入京主國政，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傳郎，數(shù)月間盡廢新法，罷黜新黨。為相八個月病死，追封溫國公。遺著有《司馬文正公集》《稽古錄》等，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。

　　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。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。司馬光立志編撰《通志》，作為統(tǒng)治者的借鑒，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撰成戰(zhàn)國迄秦的《通志》八卷上覲宋英宗，英宗命設(shè)局續(xù)修，并供給費用，增補人員。宋神宗即位后，以其書“有鑒于往事，以資于治道”，賜書名《資治通鑒》，并親為寫序。此時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，司馬光竭力反對，與安石在帝前爭論，強調(diào)祖宗之法不可變。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，堅辭不就。熙寧三年（1070年），自請離京，以端明殿學(xué)士知永興軍（現(xiàn)陜西省西安市），次年退居洛陽，任西京留守御史臺，以書局自隨，繼續(xù)編撰《通鑒》，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成書。書成后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(xué)士。元豐八年（1085年）宋哲宗即位，高太皇太后聽政，召他入京主國政，次年任尚書左仆射、兼門下侍郎，數(shù)月間罷黜新黨，盡廢新法，史稱“元祐更化”。司馬光執(zhí)政一年半，即與世長辭，“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，鬻衣以致奠，巷哭以過車者，蓋以千萬數(shù)”，靈柩送往夏縣時，“民哭公甚哀，如哭其私親。四方來會葬者蓋數(shù)萬人，家家掛像，飯食必?！?。死后，宋哲宗將他葬於高陵。追贈太師、溫國公，謚文正，賜碑“忠清粹德”。對司馬光的為人，朱熹評論：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，其好學(xué)如饑渴之嗜飲食，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；誠心自然，天下信之。退居于洛，往來陜洛間，皆化其德，師其學(xué)，法其儉。有不善曰：君實得無知乎！博學(xué)無所不通。（《三朝名臣言行錄》卷7）

學(xué)術(shù)成就

　　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(xué)術(shù)上。其中最大的貢獻(xiàn)，莫過于主持編寫《資治通鑒》。宋神宗熙寧年間，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，上疏請求外任。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，他判西京御史臺，自此居洛陽十五年，不問政事。這段悠游的歲月，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《資治通鑒》。司馬光的獨樂園，既是他的寓所，也是《資治通鑒》書局所在地。這里環(huán)境幽美，格調(diào)簡素，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，除了司馬光之外，當(dāng)時的著名學(xué)者劉恕、劉攽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。其中，司馬光任主編，劉恕、劉攽、范祖禹為協(xié)修，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(dān)任檢閱文字的工作。司馬光來洛陽后，便把《資治通鑒》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。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，當(dāng)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、邵雍、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，堪稱是一個學(xué)術(shù)中心。

　　他在《進(jìn)資治通鑒表》中說：“臣今筋骨癯瘁，目視昏近，齒牙無幾，神識衰耗，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，盡于此書?！彼抉R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，成書不到2年，他便積勞而逝。《資治通鑒》從發(fā)凡起例至刪削定稿，司馬光都親自動筆，不假他人之手。

　　《資治通鑒》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，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，通貫古今，上起戰(zhàn)國初期韓、趙、魏三家分晉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下迄五代（后梁、后唐、后晉、后漢、后周）末年趙匡胤（宋太祖）滅后周以前（公元959年）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，依時代先后，以年月為經(jīng)，以史實為緯，順序記寫；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，與各方面的關(guān)聯(lián)都交代得清清楚楚，使讀者對史實的發(fā)展能夠一目了然。宋元之際史學(xué)家胡三省說：“為人君而不知《通鑒》，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，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(shù)。為人臣而不知《通鑒》，則上無以事君，下無以治民?！巳缬帽袔?，創(chuàng)法立制，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，鑒古人之所以失，則求勝而敗，圖利而害，此必然者也?！保ā缎伦①Y治通鑒序》）王應(yīng)麟說：“自有書契以來，未有如《通鑒》者?！鼻宕笫穼W(xué)家王鳴盛說：“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，亦學(xué)者不可不讀之書”（《十七史商榷》卷1）。近代著名學(xué)者梁啟超評價《通鑒》時說：“司馬溫公《通鑒》，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結(jié)構(gòu)之宏偉，其取材之豐贍，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勢不能不據(jù)以為藍(lán)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溫公亦偉人哉！”

　　司馬光著述頗多。除了《資治通鑒》，還有《通鑒舉要歷》八十卷、《稽古錄》二十卷、《本朝百官公卿表》六卷。此外，他在文學(xué)、經(jīng)學(xué)、哲學(xué)乃至醫(yī)學(xué)方面都進(jìn)行過鉆研和著述，主要代表作有《翰林詩草》、《注古文學(xué)經(jīng)》、《易說》、《注太玄經(jīng)》、《注揚子》、《書儀》、《游山行記》、《續(xù)詩治》、《醫(yī)問》、《涑水紀(jì)聞》、《類篇》、《司馬文正公集》等。在歷史上，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（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）?！队?xùn)儉示康》收入高中語文課本。

族墓

　　司馬光墓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(hù)單位，墓地分為塋地、碑樓、碑亭、余慶禪寺等幾個部分。在山西夏縣城北15公里鳴岡，墳園占地近3萬平方米，東倚太岳余脈，西臨同蒲鐵路，司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。墓側(cè)翁仲分列。宋哲宗御篆“忠清粹德之碑”額；碑文為蘇軾撰并書，曾沒于土中，后于杏樹下掘出，遂名杏花埤，惜已剝蝕難辨。金代摹刻四石嵌壁，今仍完好。明嘉靖間，特選巨石，依宋碑復(fù)制，并建碑亭。東有守墳祠，再東為北宋元豐元年（1078年）敕牒 建香火寺余慶禪院，牒文刻石仍在寺后。寺內(nèi)有大殿五間， 殿內(nèi)現(xiàn)存大佛三尊，西壁羅漢八尊，為宋塑風(fēng)格。歷代碑古二十通，記載墳園沿革。

為官生涯

反新法
　　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(biāo)準(zhǔn)的守舊派人士，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(fā)生了嚴(yán)重分歧，幾度上書反對新法。他認(rèn)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，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，這是世輕世重，不是改變法律。所謂“治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則修之，非大壞不更造也?！彼抉R光與王安石，就竭誠為國來說，二人是一致的，但在具體措施上，各有偏向。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(dāng)時財政、軍事上存在的問題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(jīng)濟(jì)、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。司馬光則認(rèn)為在守成時期，應(yīng)偏重于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，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(nèi)，即使改革，也定要穩(wěn)妥，因為“大壞而更改，非得良匠美材不成，今二者皆無，臣恐風(fēng)雨之不庇也”。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于保守，但實際上是一種在“守常”基礎(chǔ)上的改革方略。王安石變法中出現(xiàn)的問題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(dāng)?shù)惹闆r，從側(cè)面證明司馬光在政治上還是老練穩(wěn)健的。
　　可以使用一句話來評價司馬光的一生 ：其實司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這兩件事情 編寫《資治通鑒》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注意就是：司馬光之所以與王安石政見不和僅僅是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，在本質(zhì)上都是為國為民的真君子——純粹君子之爭，絕對不是為了一己私利，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馬光之余也不會由衷的道出：“司馬君實，君子人也！”一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，絕對不是一個小人！司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，在為變法問題斗得死去活來之后，司馬光留下了這樣的見解，基本可以概括他對王安石一生的看法“介甫無它，唯執(zhí)拗耳”。
　　有著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馬光，覺察到了變法的不妥，但具體哪里不妥限于當(dāng)時的歷史條件他不可能作很準(zhǔn)確的描述，只能通過變法造成的一些惡果來解釋他反對變法的原因。在宋神宗面前不斷和安石爭辯，但缺乏現(xiàn)代經(jīng)濟(jì)理論，司馬光無法對變法方案作出有力辯駁。終其所述，只有“不妥”二字而已。結(jié)果造成了神宗誤會他無理取鬧的局面，不得不遠(yuǎn)離政治中心，出走洛陽。
　　還有點要注意就是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斗中不能得勝時，便選擇了回避和退讓，而不是伺機(jī)報復(fù)和惡意中傷。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，然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：王沒有任何私利，為什么要這樣做？面對身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，司馬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讓。

元祐更化
　　哲宗立，宣仁后垂簾同聽政，門下侍郎司馬光言：按因差役破產(chǎn)者，惟鄉(xiāng)戶衙前。蓋山野愚戇之人，不能干事，或因水火損敗官物，或為上下侵欺乞取，是致欠拆，備償不足，有破產(chǎn)者。至于長名衙前，在公精熟，每經(jīng)重難，別得優(yōu)輕場務(wù)酬獎，往往致富，何破產(chǎn)之有？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，其下等、單丁、女戶及品官、僧道，本來無役，今使之一概輸錢，則是賦斂愈重。自行免役法以來，富室差得自寬，貧者困窮日甚，監(jiān)司、守令之不仁者，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羨余，或一縣至數(shù)萬貫，以冀恩賞。又青苗、免役，賦斂多責(zé)見錢。錢非私家所鑄，要須貿(mào)易，豐歲追限，尚失半價，若值兇年，無谷可糶，賣田不售，遂致殺牛賣肉，伐桑鬻薪，來年生計，不暇復(fù)顧，此農(nóng)民所以重困也。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，諸色役人，并如舊制定差，見雇役人皆罷遣之。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，召募不足，然后差鄉(xiāng)村人戶，每經(jīng)歷重難差遣，依舊以優(yōu)輕場務(wù)充酬獎。所有見在役錢，撥充州縣常平本錢，以戶口為率，存三年之蓄，有余則歸轉(zhuǎn)運司。凡免役之法，縱富強應(yīng)役之人，征貧弱不役之戶，利于富不利于貧。及今耳目相接，猶可復(fù)舊名，若更年深，富者安之，民不可復(fù)差役矣?！?

藏書

　　英宗時為龍圖閣直學(xué)士、翰林學(xué)士。政治上反對王安石的變法。后詔他編寫《歷代君臣事跡》，神宗賜名為《資治通鑒》。元豐七年（1084）書成，共294卷，上下貫穿1 362年治亂興衰之史實，參閱了龍圖閣、天章閣、史館、昭文館、集賢院、秘閣及私人藏書，采正史之外，用雜史著書凡322家，集文獻(xiàn)史料之大成，被譽為“典籍之總會。策牘之淵林”，與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相媲美。書成之后，為便于翻檢，編《資治通鑒目錄》30卷，以明取材不同之故，對后世的影響極大。家藏書富，居洛陽時，買田20畝，建“獨樂園”，藏文史書籍萬余卷。又置“讀書堂”，辟精善之本5 000卷，又得神宗賜書2 400卷，以資著述。善保護(hù)圖書，每年二伏至重陽間，在天氣晴朗之日，設(shè)案以曝書籍。桌案潔凈，鋪以茵縟，然戶端坐看書。閱書時，不以空手捧書，唯恐手汗?jié)n濕。藏書幾十年，其書仍新如手未觸一樣。

人物生平

早年經(jīng)歷
宋真宗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十月十八日，司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，此時其父司馬池任光山縣令，所以給他起名光；六歲時，司馬池就教司馬光讀書，七歲時，不僅能背誦《左氏春秋》，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；并且做出了“砸缸救友”這一件震動京洛的事。

天圣九年（1031年） ，司馬光隨父親司馬池從東京出發(fā)，一路經(jīng)洛陽、潼關(guān)、寶雞，過秦嶺，前往四川廣元，出任利州轉(zhuǎn)運使，在棧道上遇著巨蟒，他沉著冷靜地手持利劍，扎進(jìn)巨蟒的尾巴上，使巨蟒疼痛得一震，滾下了深不可測的棧道下邊。

司馬光的博學(xué)來自多方面，一方面他好學(xué)強識，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著意培養(yǎng)。他既誠實聰明，又十分懂事，深得父親喜愛。同時，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談，司馬池總好把他帶在身邊。耳濡目染，使司馬光不論在知識方面，還是見識方面，都“凜然如成人”。好多當(dāng)時的大臣、名士，都很賞識司馬光。 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。擔(dān)任過副宰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后，把司馬光當(dāng)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(yǎng)、教育。司馬池輾轉(zhuǎn)河南、陜西、四川各地為官，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。所以，司馬光在十五歲以前就跟隨父親走過好多地方，在這些地方訪古探奇，賦詩題壁，領(lǐng)略風(fēng)土人情，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社會知識。

步入官場
寶元元年（1038年），司馬光二十歲，他參加了會試，一舉高中進(jìn)士甲科，從此步入仕林，初任華州（今陜西華縣（判官。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（今陜西大荔）知州，兩地相距較近，司馬光經(jīng)常前往探望父母。在同州他結(jié)識了同科進(jìn)士石昌言，石早有才名，在同州當(dāng)推官，雖比司馬光大二十多歲，但兩人很談得來，經(jīng)常在一起交流學(xué)問，談古訪今，成為忘年之交。同年，他和張存的女兒結(jié)婚。

寶元二年（1039年），因父親調(diào)往杭州任職，司馬光辭掉華州判官，改任蘇州判官。正當(dāng)他懷著遠(yuǎn)大的抱負(fù)，在仕途上步步上進(jìn)時，他的母親病逝了。按照封建禮教，他必須辭官回家服喪三年。在此期間，北方黨項族人元昊稱帝，建立了西夏國，西夏為了擺脫對宋朝的臣屬地位，同宋朝發(fā)生了戰(zhàn)爭，宋朝連連失敗。宋仁宗為了加強軍事防御力量，要求兩浙添置弓手，增設(shè)指揮使等官職。司馬父子認(rèn)為這樣做，并沒有什么好處。于是由司馬光代父草擬《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》，從各方面闡述添置弓手增設(shè)武官。

慶歷元年（1041年）十二月，司馬池病死在晉州，司馬光和兄長司馬旦扶著父親的靈柩回到了故鄉(xiāng)夏縣。雙親的相繼去世，使司馬光悲痛萬分，他嘆息“平生念此心先亂”。但他在居喪期間，把悲哀化作發(fā)奮讀書作文的動力，以排遣無盡的悲傷和寂寞。在此期間，他讀了大量的書，寫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章，如《十哲論》、《四豪論》、《賈生論》，對一些古人古事，根據(jù)自己的見解和感受，提出見解。

在居喪三年的時間里，他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情況。慶歷四年（1044年），二十六歲的司馬光服喪結(jié)束，簽書武成軍判官，不久又改宣德郎、將作監(jiān)主簿，權(quán)知豐城縣事。在短短的時間里，就取得“政聲赫然，民稱之”的政績。

在工作之余，他大量閱讀典籍，寫下不少論文，如《機(jī)權(quán)論》、《才德論》、《廉頗論》、《應(yīng)侯罷武安君兵》、《項羽誅韓生》、《漢高祖斬丁公》、《甘羅》、《范睢》、《秦坑趙軍》等幾十篇。

慶歷六年（1046年），司馬光接到詔旨。調(diào)他擔(dān)任大理評事、國子直講。赴京之日，僚友們空府出動，置酒為他餞行。司馬光為大家的熱情所感動，即席賦詩：“不辭爛醉樽前倒，明日此歡重得無？追隨不忍輕言別，回首城樓沒晚煙！”這時司馬光意氣風(fēng)發(fā)，雖然宦海茫茫，風(fēng)云莫測，但仍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京都。

慶歷七年（1047年），司馬光二十九歲，貝州農(nóng)民王則起義，攻占貝州城，號稱“東平郡王”。這時司馬光父親好友龐籍在朝為樞密副使，掌管全國軍事要務(wù)。司馬光寫了《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》，為盡快平息起義給龐籍獻(xiàn)計獻(xiàn)策。具體建議“以計破”，威脅利誘并用，進(jìn)行分化瓦解，只誅“首惡”，余皆不問。實際上起義軍只堅持66天，首領(lǐng)王則被殺，其余盡皆焚死。

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龐籍升任樞密使，舉薦司馬光任館閣?？保珱]有得到皇帝的許可?；实v三年（1051年），司馬光三十三歲，由宰相龐籍推薦任館閣?？?，同知太常禮院。他在任職期間對《古文孝經(jīng)》進(jìn)行了系統(tǒng)的研究，并撰寫了《古文孝經(jīng)指解》一文?；实v五年（1053年），司馬光任殿中丞，除史館檢討，修日歷，改集賢校理，專任史官。從此，司馬光開始了對歷史的研究。正在司馬光潛心研究歷史時，龐籍被罷宰相職，降為戶部侍郎，出任鄆州（今山東鄆城境內(nèi)）知州。龐籍舉薦司馬光為鄆州典學(xué)。

治理地方
至和元年（1054年），司馬光離開志趣相投的王安石、石楊休、包拯等人，去往鄆州。不久，提任為通判，負(fù)責(zé)考察全州官吏。

至和二年（1055年），因龐籍出知并州，為河?xùn)|路經(jīng)略安撫使，司馬光改任并州通判。

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他連寫三封《請建儲副或進(jìn)用宗室》（第一、二、三狀），建議仁宗皇帝立儲君，而前后三狀沒有結(jié)果以后，又托范鎮(zhèn)在奏事時代為轉(zhuǎn)達(dá)，請仁宗有個明確答復(fù)。但這一切均未說服仁宗，司馬光選擇了沉默。

司馬光隨龐籍在河?xùn)|路任職期間，宋朝和西夏處于休戰(zhàn)時期，但他并沒有放松警惕，而是深入民間聽取當(dāng)?shù)厝艘庖?。并州鄉(xiāng)貢進(jìn)士劉邕對邊事很有研究，寫成《邊議》10卷，議論很有見地，司馬光便予以推薦。

司馬光認(rèn)為絕市和修建堡壘的辦法有利于保護(hù)邊界地區(qū)安寧，于是一面禁絕邊民和西夏互市，一面決定修堡。正在這時，帶兵將軍郭恩，乘酒出擊西夏，結(jié)果大敗而歸，自己不得已而自殺。朝廷御史審理此案，龐籍一人承擔(dān)了責(zé)任，事后龐籍被解除了節(jié)度使之職，貶謫知青州事，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奏明龐籍是聽了他的意見才決定修堡的，說明龐籍完全是出于“欲為國家保固疆圉”的本心，“發(fā)于忠赤，不顧身謀”，因為“過聽臣言，以至于此”，應(yīng)當(dāng)“獨臣罪，以至典刑”。而龐籍得知司馬光要為自己辯解時，就又上奏章，引咎自歸，請求免除司馬光之罪，使司馬光沒有受到任何責(zé)罰。

龐籍和司馬光以忘年之交，互相支持、愛護(hù)，難能可貴。龐籍死后，司馬光不忘龐籍對他的大恩，待其家人如自己的親人。

重回中央
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司馬光遷開封府推官，賜五品服；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擢修起居注。司馬光堅決推辭，連上五狀，他認(rèn)為自己“實非所長”，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。

不久，仁宗下詔，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，同知諫院。任職五年期間，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，先后向仁宗上書“三言”、“五規(guī)”，多次上書仁宗解決繼嗣的問題，仁宗覺得司馬光真心為國家社稷考慮，遂將奏折轉(zhuǎn)至中書省。司馬光親自到中書省催辦，直到趙曙被立為皇太子。

司馬光四十四歲時，擢為知制誥，但司馬光不愿就職，他認(rèn)為這是一個掌管起草詔令的差事，不是他的特長。為此，他在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三月，連上九《辭知制誥狀》，說明不適宜任此職務(wù)；仁宗皇帝收回詔令，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，仍知諫院。

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三月二十九日，仁宗駕崩。四月趙曙即位，即英宗。兩宮矛盾加劇，司馬光看到這種情況，四月十三日進(jìn)《上皇太后疏》，四月二十七日進(jìn)《上皇帝疏》，力陳國家當(dāng)務(wù)之急應(yīng)君民同心、內(nèi)外協(xié)力的道理。六月二十二日，他又上《兩宮疏》，指出：“金堤千里，潰于蟻穴；白璧之瑕，易離難合?！被实蹧]有太后支持“無以君天下”，太后離開皇帝“無以安天下”。十一月二十六日，又寫了兩封章奏，一封給皇太后，一封給皇帝。在奏章中，講歷史，擺利害，曉明大義，從全局出發(fā)，苦苦相勸，終于得到效驗。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轉(zhuǎn)，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趨于緩和。

從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三月到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七月的一年多時間里。司馬光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間的矛盾，前后共上奏章17封。在五年的諫官生涯中，除了關(guān)注社會上層，幫助朝廷解決好皇位繼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領(lǐng)、治國政綱等關(guān)系國家命運的大事外，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層人民身上。他發(fā)出了關(guān)心人民疾苦，減輕人民負(fù)擔(dān)的呼聲。而且這個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。他在《論財利疏》中指出：當(dāng)今天下最苦的是農(nóng)民，因為“農(nóng)民苦身勞力，粗衣粗食，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，負(fù)擔(dān)各種勞役。收成好的年代，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，遇到兇年則流離失所，甚至凍餓而死”，建議切實采取一些利民措施。

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之風(fēng)，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他上書《論宴飲狀》，懇請皇帝為民著想，悉罷飲宴。他上《言遺賜札子》，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，厚賞群臣。

留任諫職
仁宗死后，英宗將仁宗價值百余萬的遺物頒賜群臣，司馬光也獲得近千緡。但這些正確的諫言，因為朝廷腐朽，又觸犯一些既得利益者，當(dāng)然不能被采納。司馬光只好從自己做起，將自己所得賞賜交給諫院為公使錢。

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司馬光上奏《乞罷陜西義勇札子》，他認(rèn)為當(dāng)時在邊防組織“義勇”使百姓“骨肉流離，田園蕩盡”，給百姓帶來無窮苦難，希望朝廷審察利害。特罷此事。當(dāng)朝廷不予采納時，他又寫第二封札子，并親自上殿面見英宗，他說：要防邊必須從將帥軍政著手，一味拉夫湊數(shù)，只能是“徒有驚擾，而實無所用”。英宗這次略有所動，并把上殿札子送中書省和樞密院商量，但一經(jīng)商量，方知此事擬議已久，難以更改。他又連上六疏，并和宰相韓琦進(jìn)行辯論，韓琦雖然無言以對，但手中有權(quán)，司馬光也拿他沒辦法。這次諫言失敗后，司馬光連上五狀，要求降黜。

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，朝廷任司馬光龍圖閣直學(xué)士，仍留任諫職。司馬光因?qū)χG官徹底失望了，借機(jī)連上三狀，要求不當(dāng)諫官，他在奏章上說：“臣從事諫職，首尾五年，自本朝以來，居此官者，未有如臣之久。臣資質(zhì)愚戇，惟知報國，竭盡樸忠，與人立敵，前后甚眾，四海之內(nèi)，觸處相逢，?？之惾丈砑白訉O無立足之地，以此朝夕冀望解去?！庇⒆谂鷾?zhǔn)他免去諫職，仍進(jìn)龍圖閣直學(xué)士。

治平三年（1066年），司馬光將《通志》（以《史記》為主，編成《周紀(jì)》5卷，《秦紀(jì)》3卷，共8卷）進(jìn)呈英宗。這部書的時間是從烈王二十三年，韓、趙、魏三家分封起，到秦二世三年，秦朝滅亡為止。英宗看后大為贊賞，并給司馬光二條明確指示，一是接續(xù)《通志》往下編修，二是決定設(shè)立書局，并由司馬光自擇官屬，作為自己的助手。

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英宗病死，神宗趙頊即位。參知政事歐陽修極力向神宗推薦，說司馬光“德性淳正，學(xué)術(shù)通明”，神宗任司馬光為翰林學(xué)士，不久，又任司馬光為御史中丞。

新舊黨政
神宗趙頊即位以后，年輕年盛，朝氣蓬勃，決心振興祖業(yè)。他在虛心下問、多方征求治國方略以后，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(jìn)、大膽的變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，于是在熙寧二年（1069年），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，主持變法。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，司馬光主張節(jié)流。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，在一些問題上進(jìn)行激烈的爭辯，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，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并不一概反對，尤其當(dāng)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，他也并未公開持反對意見。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，他還進(jìn)行勸解和說服。直到王安石頒發(fā)“青苗法”，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，他認(rèn)為縣官靠權(quán)柄放錢收息，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，因此表現(xiàn)了強烈不滿。

神宗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(fā)揮作用，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(jī)，實現(xiàn)國家的振興。熙寧三年（1070年）二月十二日，擢司馬光樞密副使，可是司馬光以“不通財務(wù)”、“不習(xí)軍旅”為由，堅決推辭，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，連上五封札子，自請離京，后以端明殿學(xué)士知永興軍（現(xiàn)陜西省西安市）。

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四月九日，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鎮(zhèn)因直言王安石“進(jìn)拒諫之計”、“用殘民之術(shù)”，因而被罷官。司馬光憤然上疏為范鎮(zhèn)鳴不平，并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臺，自己退居洛陽，絕口不論政事，以書局自隨，繼續(xù)編撰《通鑒》，時間長達(dá)15年。

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，司馬光已六十六歲，《資治通鑒》全部修完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書呈上，十一月，《通鑒》的最后部分《唐紀(jì)》和《五代紀(jì)》修成以后，司馬光連同《通鑒考異》、《通鑒目錄》一起奏進(jìn)給神宗皇帝。神宗皇帝十分重視，將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，以其書“有鑒于往事，以資于治道”，賜書名《資治通鑒》，并親為寫序。十二月初三日，神宗降詔獎諭司馬光，說他“博學(xué)多聞，貫穿今古，上自晚周，下迄五代，成一家之書，褒貶去取，有所據(jù)依”。并賞與銀、絹、衣和馬，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(xué)士，遷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。

元豐八年（1085年），司馬光六十七歲。三月七日，神宗病死，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，是為哲宗。哲宗年幼，由祖母皇太后當(dāng)政。皇太后向司馬光征詢治國方略，司馬光上《乞開言路札子》，建議“廣開言路”。司馬光又一次呼吁對貧苦農(nóng)民不能再加重負(fù)擔(dān)，而且主張新法必須廢除，要對農(nóng)民施以“仁政”，接著上第二份奏疏《修心治國之要札子》，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，提出保甲法、免役法和將兵法是“病民傷國，有害無益”。

皇太后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，不久，又下詔除授門下侍郎（即副宰相）。但司馬光上疏辭謝，以自己“齡發(fā)愈衰，精力愈耗”，請求只任知陳州。以后在周圍親友支持下還是到任就職了。司馬光向皇太后進(jìn)言，為了實現(xiàn)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，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、范純?nèi)?、李常、蘇軾、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，呂公著、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。

司馬光廢除新法，上《請革弊札子》，又在《請更新新法札子》中，把新法比之為毒藥，請求立即采取措施，全部“更新”。廢除了保甲法，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、市易法、保馬法，帶病得知免役法、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，無限感傷地說：“吾死不瞑目矣！”他向呂公著說：“光自病以來，悉以身付醫(yī)，家事付康(司馬康)，國事未有所付?！鼻型麉喂軌蛲瓿伤乃拊?。同時，上表請求辭位。但皇太后對他很倚重，不但不準(zhǔn)辭位，反下詔除授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，正式拜為宰相。接著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、青苗法。司馬光終于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的夙愿，實現(xiàn)了自己的政治主張。

暮年歲月
司馬光在第二次回朝為相期間，輯錄《國語》的精要，編成《徽言》一書。又將《歷年圖》和《百官公卿表》增補、總輯為《稽古錄》一書，形成一部“略存體要’’的簡明通史，又負(fù)責(zé)將《資治通鑒》進(jìn)行了最后的校定。

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九月初一，司馬光因病逝世，享年六十八歲，獲贈太師、溫國公，謚號文正，宋哲宗賜碑名為“忠清粹德”。死后，哲宗將他葬於高陵。靈柩送往夏縣時，京城的人們罷市前往憑吊，有的人甚至賣掉衣物去參加祭奠，街巷中的哭泣聲超過了車水馬龍的聲音。等到安葬的時候，哭的人非常真誠，仿佛是在哭自己的親人。嶺南封州的父老們，也都紛紛祭奠司馬光，京城及全國各地都畫他的像來祭祀他，吃飯前一定要先祭祀他。

紹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章惇為相，議論司馬光更變熙豐法度，哲宗下詔削除司馬光的贈謚，毀壞所賜碑。

紹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再貶為清海軍節(jié)度副使，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。元符三年（1102年），追復(fù)太子太保。崇寧二年（1103年），蔡京為相時，再次追降左光祿大夫，旋即除名，將司馬光等稱為“元祐黨人”，刻元祐黨人碑，禁止元祐學(xué)術(shù)。大觀年間，追復(fù)太子太保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贈太師，再次賜謚。宋高宗建炎年間，配享哲宗廟廷。

宋理宗寶慶二年（1226年），理宗圖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勛閣，司馬光位列其中。咸淳年間，從祀于孔廟。明嘉靖年間，從祀時稱“先儒司馬子”。

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司馬光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