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王有聲

關(guān)于這首詩的寫作時代，因詩中所寫皆周文王、周武王之事，故東漢鄭玄的《詩譜》誤以為是文王、武王時之詩。朱熹《詩集傳》則將它斷為成王、周公以后之詩?！妒酚洝ぶ鼙炯o》謂周武王死后，“太子誦代立，是為成王。成王少，周初定天下，周公恐諸侯畔（叛）周，公乃攝行政當國。周公行政七年，成王長，周公反政成王，北面就群臣之位。興正禮樂，度制于是改，而民和睦，頌聲興。成王既崩，太子釗遂立，是為康王。康王即位，遍告諸侯，宣告以文、武之業(yè)以申之，作《康誥》。故成、康之際，天下安寧，刑錯（措）四十余年不用。”《大雅·文王之聲》所言皆追述周文王、武王先后遷豐、遷鎬京之事，又最后一章點出“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”，這“子孫”當是周成王、周康王，所以可把此詩產(chǎn)生的時代確定在成、康之際。

這首詩的主旨，前人多有闡述，而清代學者方玉潤的《詩經(jīng)原始》最能道出詩人的良苦用心。他說：“此詩專以遷都定鼎為言。文王之遷豐也，‘匪棘其欲’，蓋‘求厥寧’，以‘追來孝’耳；然已兆宅鎬之先聲。武王之遷鎬也，豈徒繼伐，蓋建辟廱以貽孫謀耳，又無非成作豐之素志。故文、武對舉，并言文之心即武之心，武之事實文之事。自有日進于大之勢，更有事不容已之機。文、武亦順乎天心之自然而已，夫豈有私意于其間哉？《序》云‘繼伐’，固非詩人意旨；即《集傳》所謂‘此詩言文王遷豐，武王遷鎬之事’，又何待言？蓋詩人命意必有所在?！洞笱拧分佄?、武多矣，未有以豐、鎬并題者。茲特題之，則必以建置宏謀為纘承大計。說者當從此究心以求兩圣心心相印處，乃得此詩要旨。不然，泛言繼伐，與詩無涉；即呆說豐、鎬，于事又何益耶？”

從方玉潤的分析中，已經(jīng)透露出西周開國君主文王、武王的業(yè)績所起的繼往開來的作用。在周族的漫長艱苦歷程中，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有邰（在今陜西武功），至十代孫公劉由有邰遷到豳（在今陜西邠縣），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（即周太王）又從豳遷到岐山（在今陜西岐山），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。在文王、武王父子兩代，文王繼承前代的功業(yè)，當了“西伯”，殷紂王分庭抗禮的地步，為滅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(chǔ)；周武王秉承父志，又進一步擴展勢力，再建都于鎬京，終于完成了滅殷的統(tǒng)一大業(yè)。西周王朝建立之后，周武王的子孫面臨的是如何鞏固基業(yè)的問題?！段耐跤新暋纺┱抡f：“豐水有芑，武王豈不仕？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”正點明了這個要害問題，可謂是畫龍點睛之筆。

這首詩在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上也有它的特色，可供借鑒：

（一）按時間先后順序謀篇布局。周文王、周武王同是西周開國的君主，但他們是父子兩代，一前一后不容含混，因之全詩共八章，前四章寫周文王遷豐，后四章寫周武王營建鎬京，讀之次序井然。詩題《文王有聲》是套用《詩經(jīng)》的慣例，用詩的開頭第一句，但也很好體現(xiàn)出周武王的功業(yè)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礎(chǔ)的。

（二）同寫遷都之事，文王遷豐、武王遷鎬，卻又各有側(cè)重。“言文王者，偏曰伐崇‘武功’，言武王者，偏曰‘鎬京辟廱’，武中寓文，文中有武。不獨兩圣兼資之妙，抑亦文章幻化之奇，則更變中之變矣！”（方玉潤語）

（三）敘事與抒情結(jié)合，使全詩成為歌功頌德的杰作。前四章寫周文王遷都于豐，有“既伐于崇，作邑于豐”、“筑城伊淢，作豐伊匹”、“王公伊濯，維豐之垣”等詩句，敘事中寓抒情。后四章寫周武王遷鎬京，有“豐水東注，維禹之績”、“鎬京辟廱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”、“考卜維王，宅是鎬京；維龜正之，武王成之”等詩句，也是敘事中寓抒情。特別是全詩八章，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單句贊詞煞尾，贊美周文王是“文王烝哉”、“文王烝哉”、“王后烝哉”、“王后烝哉”，贊美周武王是“皇王烝哉”、“皇王烝哉”、“武王烝哉”、“武王烝哉”，使感情抒發(fā)得更強烈，可謂別開生面。

（四）巧妙運用比興手法，加強詩的形象感染力。如第四章“王公伊濯，維豐之垣；四方攸同，王后維翰”四句，是以豐邑城垣之堅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。第八章“豐水有芑，武王豈不仕”二句，是以豐水岸邊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、使用人才。

（五）全詩用韻也富于變化。每章的前四句用韻，或者是句句用韻，如第一章聲、聲、寧、成葉耕部韻；或者是隔句用韻，如第二章功、豐葉東部韻，第四章垣、翰葉元部韻，第五章績、辟葉錫部韻，第八章仕、子葉之部韻；或者是兩句一換韻，如第三章淢、匹葉質(zhì)部韻，欲、孝葉幽部韻，第六章廱、東葉東部韻，北、服葉職部韻，第七章王、京葉陽部韻，正、成葉耕部韻。又每章最后一句以“哉”字結(jié)尾，是使用遙韻。